所谓的四大苦行分别是扎铁、磨玉、撑船、做豆腐，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从事这样艰苦的职业，然而从事打磨玉器的琢玉者仅仅肯吃苦、是远远不够的。往往一块料它的设计的初稿跟最后完成它要有变化，因为料有变化制作就有变化，随着料的变化你去调整、去修改、去随机应变，你做了、啪、掉一块怎么办，你就得解决，这出个绺怎么办、出个脏怎么办，你都得根据料去随机应变，所以你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没有长期的这个制作活的经验、用工具的经验，而且你当不了设计。
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这里原意是指打磨一件玉器，引申开来也是指的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宋世义这块璞玉正是经过了众多大师的打磨才最终成为一代名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美术，1958年北京市成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工艺美术人才的学校——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0年宋世义经过层层选拔考入了这所学校的雕塑专业。
当时我(他)们招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水平很高，都是素质很高，像当时目前活跃在北京市这些大师刚才自己说的张同禄、文乾刚、程淑美、殷秀云，这些都是他们当时学校的校友，可以说他们当时这个学校现在称作是艺术的殿堂、大师的摇篮。北京工艺美校位于龙潭湖畔，学生在这里学习不仅不需要交纳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可以凭借学生证免费参观故宫、美术馆和北京市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教授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学校还专门聘请了许多老艺人为学生们教课。
潘秉衡老爷爷他是他们玉雕界第一代的宗师，留下名字的是第一代，当时称为“四怪一魔”是在玉雕界我(他)们称为是“四怪一魔”，他们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展、到五十年代达到黄金时期、达到顶峰，就现在在京剧界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这个位置是一样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的玉器行就已经出了许多能工巧匠，其中最有名的是“四怪一魔”。
“四怪”指的是潘秉衡、何荣、刘德瀛、王树森;“一魔”指的是雕玉大师刘鹤年。这其中，刘德瀛开创了专业制作玉器花卉的方法;何荣在观音、仕女和小孩的制作上成为后人典范;潘秉衡和王树森可谓玉器行全才，器皿、人物、鸟兽、花卉无一不精，能够在学生时代就听到大师的授课这让宋世义对玉雕这门传统的技艺产生了兴趣。毕业后，宋世义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玉器厂，满怀憧憬的宋世义一进车间、眼前的景象就令他大失所望。
一个木凳、很原始的木凳，虽然也用机器代替人的手、脚蹬了，但是毕竟还是那种原始状态的东西，而且一个挨一个、一排一排的，是密集型生产;而且噪音、这个空气、整个环境，那人也是汗流浃背，看到就是像一个苦力一样，当时心就凉了，怎么这就是磨玉。在此之前，宋世义看到过许多精美的玉器，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玉雕师竟然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眼前的现实让宋世义一度萌生了退意，然而当他见到了师父之后却又改变了主意。
当时他们成立一个创新组，王(王树森)老爷子带领他们这些创新组的成员进行艺术顾问和艺术指导，特别在原材料运用上老爷子给他们出点子、给他们指导，因为他们当时刚进厂时间不长，对于料的运用还没有经验，而且又搞现代题材，也是一种新生事物。宋世义的师父正是“四怪一魔”之一的王树森，他主持创作的《岱月奇观》、《群芳览胜》、《含香聚瑞》都是国宝级的玉雕作品，这位老先生的教学方式不拘一格，以启发和引导为主，注重为学生打开设计的思路。
他们在用料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比如这个料发现有绺裂了或者颜色不合适，本来想做的题材做不了、那怎么办，老爷子就说了，说你这个料，你不能改变料、只能让料改变你，你的思路一定要跟着料走，一定要按我们的传统说法，叫量料取材、因材施艺，说这个料就只做一个茶壶你非做一个茶碗，茶碗做得出来吗，你不能跟它较劲，有时候这个绺出现了、躲不开了，那你躲开它做别的、考虑别的东西，这么用不合适、你把它倒过来用啊，他就好多想法，他给你好多逆向思维，给你思路打开，给你启发诱导实际上。
王树森不仅讲解理论，而且还结合实际的工作执导学生创作，宋世义在雕琢一件玉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处理的方法，只好向老师请教。后来自己(宋世义他)曾经做一个样板戏《白毛女》，用芭蕾舞的形式这个足尖、喜儿拿了一个喜字，这一块红皮、一个玛瑙做一个喜儿、这一个喜字。这样一个喜字呢后边是一个大辫子，做着做着那个辫子上、长辫子到臀部这出一块红，后来自己就没办法了，自己特别着急，后来自己就找老爷子，老爷子说你再往后推推、能不能推干净。
后来自己推，还是推不干净。看还没推干净是吧，说这个有办法啊，喜儿有一个红头绳扎了辫子的，杨白劳给喜儿买一个红头绳扎在辫梢上，辫梢不就是红头绳啊，他说你改个红头绳 改个蝴蝶结一扎不就完了嘛，自己一看，一下子茅塞顿开，正好在那个位置上那个的辫子上，扎一个红头绳、一个小蝴蝶结、弄两个带，一挑解决了，还特别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