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诸子书中的伏羲女娲在第一种情况，即伏羲女娲是上古人皇的名号。可以看到《庄子》、《列子》、《易·系辞》都有记录，因此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毕竟这三部书都是先秦时代的。所以就可以认为，伏羲女娲是上古黄河下游流域土著居民的领袖人物或家族/部族，其文化贡献相当巨大，例如与初步的天文观测和文化符号有关（八卦）。
一向严谨的司马迁对此不敢肯定，只是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列子·黄帝》：疱牺氏、女蜗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夏桀、殷纣、鲁桓、楚穆，状貌七窍皆同于人，而有禽兽之心，而众人守一状以求至智，未可几也。《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庄子·大宗师》：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世本·作篇》：女媧作笙簧。在考古上，我们知道，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以祭祀气息浓厚知名（坛），因此让世人联想到其“女神”与女娲有关，这个也不能说安全没道理。问题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天文观测的遗址，主要是山西陶寺遗址的“观象台”，而陶寺一般被认为属于典型的龙山文化。其他零星史料，如《世本》残文说到女娲发明笙簧，这个线索却得到考古证据的直接支持，例如2018年报道的陕西石峁古城发现了一种骨制口弦琴，被一些专家认定为就是“簧”乐器。
总体上，诸子书这个体系的史料里，伏羲女娲是礼乐文化的创始人，但地点不能确定，因此也就无法确定属于哪个文化子系统。说它与红山文化有关，只能是初步设定，可以慢慢等待更多证据。二、楚帛书的女娲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帛书，年代属于战国时代。各家文字考释和断读略有不同，大体上都可以看到，其乙篇是一个天文地理启蒙的故事，其主角名为“雹戏”或“包虚”，很像“疱牺”，应该就是诸子书中的“伏羲”；他娶了一位重要的女子，被认为就是女娲，生下来四个儿子。
问题是，世人都知道治水画九州者乃大禹也，为何就变成伏羲了呢？赵国史书《世本》的几处残文给出了答案：大禹治水时，娶了涂山氏之女，该女子被称为女娲。于是悬案豁然开朗：神话和历史混淆了。《长沙子弹库帛书·乙篇》：“曰故囗熊雹戏（伏羲），出自囗，居于囗。田渔渔，囗囗囗女，梦梦墨墨（茫茫昧昧），亡章弼弼，囗囗水囗，风雨是於，乃娶囗子，曰女皇（娲），是生子四，囗囗是襄，天路是格，参化法兆，为禹为万（契），以司堵（土），襄晷天步，囗乃上下联断，山陵不，乃名山川四海，囗熏气魄气，以为其，以渉山陵；泷汨渊漫，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为岁，是为四时。
《玉篇·骨部》：禹娶塗山氏，名女媧《世本·帝系篇》：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禹取塗山氏女 名女媧。结合着《清华简·楚居》可以得到，由于楚人是从江汉平原迁徙到江淮地区的，所以后期楚人就把几个地方性文化串联起来了，中原的伏羲与江淮吴越地区的大禹故事合为一体，变成了伏羲女娲夫妇二人一起搞了天文地理的初步启蒙，也就是命名山水、建立四时岁令。
这个版本与第一个版本相同的地方是：天文学启蒙。这又反过来说明：楚人形成这篇帛书的时期，应该是在迁徙到了江淮地区之后了，因为禹娶涂山氏的事情，就发生在江淮一带。三、神话中的女娲《山海经》明确提到女娲时，是一个诡异瑰奇的画面，说到西北海之外的地方，有10个神人名为“女娲之肠”，且“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直觉上，似乎是指西北方面的荒漠上的“鹿石”而言，具体位置不能确定。一般来说，这种鹿石上往往有一些怪异的人像和图案，带有原始宗教或神话意义。同样，中期楚人屈原的《楚辞》 也带有神话色彩，认为女娲拥有一个怪异的身体，不知如何创造出来。《列子》虽然说女娲氏是上古人皇，同时也说到了她是“蛇身人面”。这点都是一致的，于是引发了后人关于“蛇崇拜”这类原始宗教的研究。
《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能匠之？ 王逸注：女娲人头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由于《山海经》在关于女娲的文字中，又提到了不周山，禹与共工氏之战等神话，后世就不断地联想，可能延伸出《淮南子·冥训》关于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
这里也仍然可以到作为原始宗教象征物的“鹿石”的巨大存在感。综合而言，女娲单独出现时，完全是一个神话形象，蛇身人面，且地理方向位于西北；女娲与伏羲作为历史或传说人物出现时，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始祖，东夷、楚人、淮夷、中原甚至西北石峁遗址，在这点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大致可以认为：女娲不是作为女神，而是作为人文始祖才能与祭祀特征显著的红山文化发生交集；她作为女神时，很可能是与西北方面的原始宗教有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