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包拯任知州时，每年征用端砚，都是刚刚凑足朝廷下达的指标，当他离开端州，一方端砚都没有带走。本传到任“殿中丞”几个月，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王公拱辰援引唐朝制度，请求宋仁宗在御史台增设“监察御史里行”一职，得到宋仁宗批准，包拯转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即代理监察御史。
不久，包拯“转正”，任监察御史。包拯出任监察御史的时候，宋仁宗正宠爱一位妃子“张修媛”，“修媛”是位列贵妃（皇后之下）、德妃（贵妃之下）之下第三等的嫔妃。张“修媛”出身低微，想提高叔叔张尧佐的职位，以抬高自己，所以极力向宋仁宗推举张尧佐。张尧佐曾任开州（治今重庆开州区）知州，后进京担任略似今天国家信访局局长的“登闻鼓院”长官“判登闻鼓院”。
经过张“修媛”的努力，张尧佐很快出任开封府“掌推勾狱讼之事”的副职“推官”，提点府界公事，同时掌管开封府所辖县、镇场务、河渠等公事。谏官余靖向宋仁宗进谏提拔张尧佐不应太快。但不久张尧佐还是迅速升迁，一直升到国家最高财政机构“三司”的长官“三司使”。张尧佐包拯虽然任谏官、监察御史时间不长，资历很浅，但对宋仁宗“火箭式”提拔张尧佐，仍然进谏阻止。
皇佑初年（1049），包拯和另两位谏官陈升之、吴奎向宋仁宗进言：“近年以来，水从城中冒出、地震、黄河泛滥等灾害发生，这是小人当道所致。天下都认为张尧佐主持财政大计，各地苦于索求无厌，国库受到借助的烦扰，法制凋敝，实在是因为张尧佐。臣等认为，亲昵之私，圣人也不能避免，但能处理妥当，不造成危机，这才是治国之道。
” 但宋仁宗不仅不予采纳，反而在不久之后进一步提拔张尧佐他为淮康军节度使、掌管全国马政的“群牧制置使”、“总领内诸司使及三班内侍名籍，掌其迁补、郊祀、朝会、宴享供帐，检视内外进奉名物”的“宣徽南院使”，赐予他的两个儿子进士出身。包拯等坚持:“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没有失道败德的事，近五六年来，重用张尧佐，却引发人们暗中议论，认为过错不在陛下，而在宫中的女宠……使陛下陷于私昵后宫之过。
任命张尧佐的诏书下达那天，太阳阴晦，凶气蒙蒙，陛下应用大义决断，马上下令追夺张尧佐的官职。万不得已，宣徽使、节度使可以选择一个授予他。这样，才合天意，顺人情。”但宋仁宗为了满足宠妃心愿，犹豫不决。有一天，宋仁宗准备上朝，在走出寝宫门口时，张“修媛”边送边抚着仁宗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宋仁宗说：“得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