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的灌顶当属结缘灌顶。传授灌顶，使八思巴成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师 。三、渐行渐近的盟友关系王妃察必在接受了灌顶后，感觉颇受其益。她劝说忽必烈也受此灌顶仪轨：“(灌顶)果然胜于其他教法。请王受之。”但身为汗王，忽必烈接受灌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向八思巴询问灌顶仪轨时，八思巴说道：“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忽必烈听后，马上表示不能接受，担心会使“教权置于王权之上”，又是王妃察必出来斡旋。她说：“听法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官员、臣民聚会时，上师慈悲恐怕不能镇服，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王妃察必提出的，确实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她将八思巴的上师权利，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围。
明确了王与上师的权利边界后，忽必烈和八思巴达成了妥协。任何一种妥协的达成，都基于双方互相需要。八思巴需要一个强力的汗王的支持，因为在蒙古的势力版图中，蒙哥汗明显对噶举派更感兴趣，萨迦派只能别寻他途。在这里，需要明晰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西藏各个教派中，并不是只有萨迦派主动联合了蒙古势力，进而成为蒙古政权在西藏的“代理人”。
早在凉州会盟之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经开始，分别和各蒙古势力进行了接触，寻找可以依附的对象。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记载：“公元1239年，萨迦联系了王子阔瑞，帕木竹巴和雅桑噶举两派向王子旭烈兀（拖雷之子，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投诚，止贡和藏古瞙两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诚，达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诚。
”其实，大家都在找大腿，唯一区别是“抱的不是同一条”。而凉州会盟的成功，确实让萨迦派深受其益，阔端除明确其“代理人”地位，还将除了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两地、古摸曲迷、襄、夏鲁、羊卓等七个万户的地区，属民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直接封给了萨迦派。古人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教派也是由人组成的，萨迦派深受其益，眼红心热自然少不了。
之后，蒙哥汗的“多封”计划，更加剧了寻求强力支持的举动。八思巴在权柄甚重的忽必烈身上下注，本身无可厚非。作为一派的领袖，全教僧众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很多时候，他甚至不能以各人的好恶，来决定取舍。另外，从忽必烈本人来说，因长期接触汉人、回鹘人和色目人，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多文化共生”的倾向（蒙古人认为是“汉化”）。
